像强制疲劳驾驶休息一样重视消除“疲劳诊疗”

盐都寒师

据1月24日的中国新闻网报道，1月23日11时40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大夫郭庆源值完夜班后突然出现胸闷、心慌、气憋等症状，后做了心电图初步排除心梗，大夫建议住院。就在同事在帮助办理住院手续时，郭大夫突然出现抽搐症状后呼吸暂停，经四个小时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消息让人痛心！

　　媒体披露，郭大夫年仅43岁，事发当晚共接诊38人，原本8时30分下班，因交班等工作一直未能按时离开。这一细节的曝光，极易让人将郭医生之死与疲劳诊疗联系起来。的确，考虑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如同我们盐城的一院、中医院、三院），而“三甲医院”常常人满为患，供职于此的郭医生，其日常工作不可能太轻松。事发当晚长时间、高强度的加班工作，很可能是压垮郭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疲劳诊疗所导致的猝死事件，近年来在医务人员中屡见不鲜。三甲医院两周内倒下三骨干医生、连做5天手术抢救患者后过劳逝世、医生连续工作36小时累倒在ICU……类似的新闻，曾一次次地通过媒体传播引发公众关注与唏嘘。

　　中国医师会于今年1月9日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则用更为详实的数据，披露了“中国医师的休息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严峻现实——男性被调查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0.90小时，女性为49.79小时;三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时，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时，一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48.24小时。

　　疲劳诊疗具有双重危害，不仅让医务人员面临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同时也影响着患者所获取的医疗服务质量，乃至其生命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看，医务疲劳诊疗的危害跟“疲劳驾驶”很相似。像治理“疲劳驾驶”一样关注“疲劳诊疗”，切实为医务人员减负，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努力方向。这段时间我利用休息时间在三院连续一周的治疗深感医生护士真正的如同陀螺。

　　1984年，一名叫Libby Ziond 纽约女大学生因急救无效最终死亡。她的律师父亲发现，参与急救的住院医师不仅超时工作，而且需要同时照料40多名患者，因而一时疏忽未能察觉Libby Ziond的忧郁症病史和用药史，这影响了诊疗，导致了Libby之死。此后，在这位父亲的推动下，纽约州于1989年通过了著名“Libby Zion法”：“住院医师每周的总工时不得超过80小时，或连续24小时以上。”

　　以立法的形式，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长进行限定，对疲劳诊疗背后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出台中国版的“Libby Zion法”，事实上早已成为一种呼声，但困难之处在于，立法执法的现实基础一时难以形成。强行而上，恐怕会形成多输局面。

　　要看到，疲劳诊疗的存在，与巨大的医务人才缺口有关。前不久刷屏的新闻“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全部病倒被迫停诊”，将儿科医生存在三十万缺口的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不仅如此，“我国每万人拥有全科医生1.51名，人才缺口约有9万”“影像科医生缺口或达几十万”等现实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如何填补人才缺口，平衡医患之间的供需关系，就当下而言，仍然是一道尚需时日破解的难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可作为。例如，别再错误地鼓励医务人员疲劳诊疗了。长期以来，医生超负荷工作累倒、累瘫的故事，常常被作为正面典型来宣传、表扬甚至是奖励，由此而出现了“最帅医生”“最美医生”。不能否认，这些医务人员身上有着可贵的奉献精神，但是，考虑到疲劳诊疗的双重危害，即便无法予以完全禁止，我们至少也应淡化对这种行为的宣扬。